系列八:叔侄冤案失范

科技新闻 2020-03-25194未知admin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一说法广为流传,用来形容苏杭地区风景之美。在杭州的城西,与杭州汽车西站仅天目山一之隔,有一块地貌风光近乎原始的“”,便是西溪湿地,2005年2月被命名为全国首个国家湿地公园。1000多年前,宋高赵构看到了小桥流水、芦花似雪的西溪美景,道一句“西溪,且留下”,故离西溪湿地最近的镇就取名为留下镇。留下镇西南方向是之江国家旅游所在地的杭州上泗地区,除了走320国道线和绕城高速外,还有一条况狭窄的老留泗,留泗仿佛镶嵌在杭州西部群山之中一般,北接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南连之江国家旅游,西靠西山风景区,东临西湖风景区。可在2003年,西溪国家湿地公园、西山风景区均尚未时,那里还处于原始状态,白天的留泗风景宜人,夜晚的留泗幽静,少有过往车辆,这里却成为一名少女的不归,也成为张高平、张辉叔侄的之。

  2003年,安徽黄山市歙县徽城镇七川村人张高平买了辆价值20万元的解放牌大货车,帮当地一个电缆厂运货,往返于歙县与上海之间。1965年出生的张高平一直渴望着能够出人头地,16岁便到窑厂干活,到2003年时他的货运生意已经做了十几年,由于一个人跑长途辛苦又不安全,他就带上了侄子张辉跟他一块跑运输。

  2003年5月18日晚上,跟往常一样,张高平和侄子张辉驾驶皖J-11260解放牌货车从歙县送货去上海。当时恰是“”时期,晚上9点钟左右,大货车经过歙县竹铺镇“”检查站时被一熟人拦下,请求叔侄二人帮忙搭载一名女孩到杭州。当时张高平说道:“我们去上海,到杭州都半夜了,不方便也不安全。”对方却答道:“没事,有人接,到地方把人放下就行了。”就这样,女孩上了大货车,原来这个女孩是安徽歙县杞梓里镇杞梓里村人,叫王婷婷,要去杭州找自己的姐姐。这本是一好心之举,孰料却是叔侄俩命运跌宕的开始。

  当晚12时左右,货车到达浙江省临安市昌化镇,叔侄二人停车吃了夜宵,王婷婷则到街边小店用公用电话打给在杭州的朋友,告诉他自己已到临安昌化镇,并约好到杭州汽车西站接她,打完电话,她又在小店买了一包豆腐干回到车上吃。张高平叔侄俩到上海一般走绕城高速,到杭州汽车西站并不顺,因为到汽车西站得下高速,但既然答应人家捎带女孩王婷婷了,就决定把她安全送到目的地。19日凌晨1时30分左右,货车到达杭州市天目山边上的汽车西站,王婷婷没见来接,就借张高平的手机又打电话给,告诉他自己已到西站。但却还没去西站,当时他正在牌局中,一时起不了身,就让王婷婷自己坐出租车到钱江三桥后再与他联系。由于西站到钱江三桥远打的费贵,张氏叔侄从钱江二桥上高速去上海,要经过离钱江三桥更近的艮秋立交桥,于是叔侄俩再次好心捎上王婷婷,到艮秋立交桥附近让王婷婷下车去坐出租车,张高平还把自己的手机码留给了王婷婷。

  几天后,叔侄二人从上海回来,几近到家之时,却突然被警方。原来,2003年5月19日上午,杭州市局西湖区接到报案,在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留泗东穆坞村段的边溪沟里发现一具女尸。人员马上到现场,发现女尸颈部有多处瘀血,其余尸表未见明显损伤,离尸体北侧四米处的水沟里有一毛巾,六米处的水沟里有一黑色。而当天早晨5点左右,在往杭州市区方向离抛尸现场约7.5公里的西溪老东岳村附近[插图],一村民在南边的草丛里捡到一只紫红色的双肩背包,背包里有名为“王婷婷”的身份证和女皮鞋、化妆盒等物品。由于不知道这名女子的身份,就发布了认尸报告,该村民在电视上看见的认尸新闻后,把捡到的背包交给了机关。同时,王婷婷的家人看到认尸新闻后,也赶到杭州,辨认后确定正是失去联系的王婷婷。

  尸体检验报告称,死者系遭掐颈致机械性窒息而死亡,膜于钟面9点处破裂,可见出血,同时,根据死者胃内的豆腐干,警方推断其死亡时间是5月19日凌晨一点半左右,正好与王婷婷借用张高平手机给打出的最后一个电话的时间相吻合,从抛尸现场与扔背包相距甚远的情况看,初步判断犯罪嫌疑人应该有汽车等交通工具辅助作案,警方由此锁定张氏叔侄俩为最大的犯罪嫌疑人,并实施了。5月23日,对张辉、张高平刑事。在中,一开始张辉、张高平都否认,只交代了捎带王婷婷到杭州,王婷婷在艮秋立交桥下车准备乘出租车到钱江三桥等经过。在侦查人员看来,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不会轻易交代犯罪事实,而这一起是命案,是普通老百姓都懂的道理,张辉、张高平自然不会轻易。而根据当时的办案,口供是之王,为获取张辉、张高平的有罪供述,机关增加讯问力量并加大讯问力度,同时使用狱侦配合。数日后,张辉、张高平先后交代了当晚在货车驾驶座上,张高平帮助按住王婷婷的腿,张辉对王婷婷实施,采用掐颈等手段致王婷婷机械性窒息死亡,并在边抛尸的经过。

  6月19日下午2时至5时30分,张高平带领人员指认了从西站到抛尸以及逃离的线,包括作案、抛尸和扔王婷婷背包的三处地点。本案侦查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虽然突破了,但张氏叔侄的有罪供述并不稳定,口供之间存在矛盾,且本案也不充分,尤其是缺少能够直接证明犯罪嫌疑人张高平、张辉实施行为的客观性,侦查机关收集了部分针对案件具体细节的间接,如通过对大货车驾驶室勘验表明,驾驶室内前排有三个座位,后排为一张卧铺,驾驶室内宽2.05米,高1.46米,座椅靠背到挡风玻璃距离1.1米,座椅坐垫到车顶高为1.05米,座椅坐垫前沿到驾驶台距离为0.3米,方向盘右外沿到右车门距离为1.75米,经过现场测量和模拟,在驾驶室内前排座位可以完成整个作案过程;同时侦查实验证明张氏货车在客运西站及天目山与紫金花岔口红绿灯处以及在留泗东穆坞段与瑞华香料厂小三岔口均能调头等。

  我国自古以来便有“”的文化传统,以来各级机关也都把侦破命案工作摆在十分重要的,全力开展侦破命案工作[插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为了争取办案时间,尽管本案中不够确实充分,机关还是“带病”报捕了,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时,认为本案案件事实不清,不足,两名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中关于作案的一些重要情节相冲突,且与现场勘验等材料内容上存在矛盾,但考虑案情重大,影响较为广泛,经集体讨论后还是决定批准。于是在6月28日,张辉、张高平被机关执行。

  当张高平委托的律师王升到所与其会见时,张高平哭诉自己什么都没有干,并称遭受了,还向王升展现了手上几处被烫伤的疤痕。

  在检察院审查期间,张氏叔侄案曾两次被退回机关补充侦查。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退回补充侦查次数不得超过两次,且每次补充侦查不得超过一个月,如果两次补充侦查之后,检察机关仍然认为不够确实充分的,应当作出不的决定。第一次补充侦查完毕移送审查时,王升前往杭州市检察院,查阅了一份对死者王婷婷指甲内生物样材做的DNA鉴定报告,在王婷婷的8个指甲末端检出混合的DNA谱带,由死者与一名男性的DNA谱带混合形成,但“排除由死者和犯罪嫌疑人张辉或张高平的DNA谱带混合形成”,看完这份鉴定结论[插图],王升认为这是一份证明叔侄二人没有犯罪嫌疑的有力,便向检察机关提出放人的要求,但王升没有得到肯定的回复。第二次退回补充侦查期间,机关又扩大排查的范围,尽可能地包括被害人生前可能接触的男性,但都没有与那份DNA鉴定结果相符的人出现。

  就这样,在2004年2月,张氏叔侄案在“基本事实清楚、基本充分”的情况下被至杭州市中级。杭州市检察院的书称,案发当日凌晨1时许,张辉将车开至杭州汽车西站后,见无人来接被害人王婷婷,遂起歹念,与张高平合谋在驾驶室内对王婷婷实施,张高平帮助张辉按住了王婷婷的腿,最终王婷婷因张辉用手掐住其脖颈,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同年4月11日,张氏叔侄案一审开庭审理,在庭审中,张辉、张高平均否认涉嫌实施的犯罪,并提出原有罪供述系因受到和所致,请求宣告无罪。其人也提出,张辉的原有罪供述与张高平供述的诸多细节存在矛盾,如叔侄俩前往作案现场的行车线,、抛尸过程,返回线等案发过程的关键情节,均是不同的供述,有的甚至完全矛盾,“显然不是记忆的差异可以合理解释的”,不排除受到等非法取证可能;辨认经过VCD表明不能排除被告人供述受到可能性或之前受的可能。

  对于人的质疑,杭州市西湖区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称在中严格依案,不存在对张高平、等非法获取口供的行为。

  需要说明的是,在2010年5月《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若干问题的》之前,司法实践中,当被告人一方在公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提出侦查机关以等非法方法获取口供时,侦查机关往往会出具“情况说明”来自己没有以非法方法获取口供,法庭也会采纳该。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吸收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若干问题的》的内容,针对非法取证行为增设了非法排除制度,当事人及其人、诉讼代理人向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并提供了相关线索或,或者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非法取证行为时,应当对收集的性进行先行法庭调查,调查的具体方法在《最高关于适用〈中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进行了细化,其中针对公诉人提交的取证过程的说明材料,即通常由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应当经有关侦查人员签名,并加盖公章,未经有关侦查人员签名的,不得作为使用,且此类说明材料不能单独作为证明取证过程的根据,可结合讯问时录音进行审查判断,必要时有权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人员出庭说明情况。

  针对张辉的无罪辩解,公诉方出示了张辉同袁成才的证人证言,称张辉在所关押期间曾向他讲述了搭车女同乡,并不小心将其掐死的经过。在我国刑事案件审判实践中,证人出庭率极低,大部分证人选择不出庭,本案中袁成才同样没有出庭,仅以一份书面的证人证言材料呈现在法庭上,控辩双方不能够有效地进行质证,明显不利于被告的实现,也不利于裁判者对事实的正确认定。针对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修改中完善了证人制度,了强制出庭、证人豁免、证人及经济补助等内容。

  一审庭审令人王升感到诧异的是,公诉人在举证时,并没有出示那份有利于被告人的DNA鉴定意见,便强烈要求公诉人出示,王升甚至当庭说出了鉴定文。因为在人看来,这份鉴定意见说明真凶很可能另有其人。因此人提出公诉方两被告人的事实不清,不足,请求判定无罪。然而,一审没有采纳人的意见,理由是:因手指为相对部位,不排除被害人因生前与他人接触而在手指甲中留下DNA的可能性,即使张辉左眼下方的抓痕系被害人所抓,被害人的指甲内也未必一定留下张辉的DNA物质,故无法得出王婷婷指甲内检出的DNA物质是张辉所留的科学结论。

  由于本案案情重大、复杂,一审庭审后合议庭将本案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针对一审庭审中张辉、张高平二人的无罪辩解和人的无罪意见,审判委员会在讨论案件时,虽然也注意到了疑点和瑕疵,但还是按照有罪推定的思,要求对疑点进行补强后作有罪判决。需要说明的是,审判委员会是我国各级的常设机构,由院长、庭长和资深等组成,《刑事诉讼法》第180条:“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这一制度体现了我国审判是指审判而非审判,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审、判分离的现象,即“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问题。审判工作内部层层审批,实践中产生很多弊端,导致权责不明,错案责任追究难以落实等等。

  2004年4月21日,杭州市中级一审以张辉犯罪,并且系累犯(曾因寻衅滋事被判处1年6个月),判处,;张高平犯罪,判处,。一审列出了26条,其中5条是关于死者、衣着、死因、遗物等的描述;另有9条是关于死者王婷婷行程、通讯等情况的;还有9条则是关于张氏叔侄户籍背景、情况、指认现场、货车及侦查实验等相关;3条则是本案中案件事实认定的主要:其一,杭州市局西湖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 “在中张高平自然供述自己犯罪事实,侦查人员严格依案,不存在对张高平进讯、等非法获取口供的行为”。其二,张辉同袁成才的证人证言,“张辉在所关押期间神态自若,并告知其曾从老家搭一女子到杭州,在留泗上,他不是故意被害人而是因为该女子的呼救,他卡颈时不小心将女子掐死的情况。”其三,张氏叔侄的有罪供述,承认张高平按住王婷婷的腿,张辉采用掐颈等手段被害人,致被害人机械性窒息死亡。一审在表述张氏叔侄有罪供述时,认为张辉、张高平的供述“具体细节一一吻合”。

  张辉、张高平皆不服一审判决,遂向浙江省高级提起上诉。浙江省高院在被告人上诉后,选择了书面审理。书面审理,即不开庭审理,是指二审合议庭对只有被告一方上诉的案件,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当事人、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后,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可以不开庭审理而作出裁判的审理方式。对此,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完善了二审审理方式的,明确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具体情形,其中便包括被告人被判处的上诉案件。

  二审中,在浙江大学院任教并兼任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的任辉民教授和他的同事华竣副教授接受委托担任张辉的二审律师,其在词中指出,张辉在侦查阶段虽然多次作过有罪供述,但也多次翻供,且两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不尽一致,难以采信;也反映出侦查人员对张辉采用和“车轮战”的非法方法,故其有罪供述系违法,不具有可采性;同时也不能排除侦查人员对另一被告人张高平实施的可能。视听资料显示被告人指认现场不规范且存在疑问,不能客观反映系被告人主动指认现场。有表明,被告人在5月19日1时31分驾车离开杭州西站,凌晨5时左右到达目的地,期间只有3个半小时,刚好等于上所用时间,被告人完全没有作案时间。同时,DNA鉴定结论等反证和疑问的存在,说明本案得出的结论不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没有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

  张高平和人王升在二审中也提出,张高平虽作过有罪供述,但也作过无罪辩解,而有罪供述是在侦查人员和“牢头”下作出的,其身上的烫痕可以佐证,且其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在细节上大相径庭,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张高平是被侦查人员带到案发现场的,所谓指认现场的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DNA鉴定意见说明被害人生前与男子有过接触,不能排除是该男子作案的可能。

  二审没有采纳两被告人及其人的意见,认为“虽然有些作案细节方面的供述不尽一致,但对主要犯罪情节的供述基本一致,其中部分供述有固定,可基本排除不当的可能……有罪供述可以作为定案……本案中的DNA鉴定结论与本案犯罪事实并无关联,不能作为排除两被告人作案的反证”。浙江省高级终审依然作出了有罪判决,但改判张辉,缓期二年执行,张高平15年。改判的理由是“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张辉尚不属必须立即执行的罪犯。张高平帮助他人,系,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但是,“本案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情况,上并没有说明,在张高平人王升看来,二审显然发现了疑点,作出了一个留有余地的判决。这是当时刑事审判“疑罪从轻”的集中体现。

  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判决作出立即生效,二审唯一的好消息是保住了两人的性命。

  “法内空间”的与“法外空间”的是我国当事人面对终审裁判的两种策略选择。

  二审终审判决作出后,量刑有所减轻,张高平却哭倒在地,叔侄俩并不。张高平在家信中请求家人、,“我认命,但不”,他背上如此不光彩的。

  2005年,张高平被从浙江省至4000公里外的新疆石河子服刑。从市出发,沿着乌奎高速公,穿过茫茫戈壁滩,展现在眼前的一片绿洲就是地处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南沿的石河子市,被誉为“戈壁明珠”,新疆石河子就坐落在这个城市的西南部,这里关押的大多是由司法部直接调派的刑期长、案情较严重的罪犯,且其中80%作案地点都在外省。

  在这里,张高平遇到了一个对他的案件后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张旭。当时张旭是石河子市检察院驻监所的检察官,二人初次见面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在新疆石河子每月定期召开的狱情会上,反映张高平在狱中不、不服从管理、不断地,逢人便,希望张旭能够帮他们,做通这名重点对象的思想工作。在众多的服刑人员中,张高平显得比较特殊,他不像人一样老实,而是整天,不服,见到和驻监检察官,也从不喊自己的囚。管理者劝他遵守纪律,他仍然近乎偏执地“但不,劳动拒不减刑”,他抛给管理干部的一句话是:“我不是,我没犯罪,减什么刑?”张高平给自己定下原则:要么拿到无罪回家;要么死在里;要么15年牢坐满,自己去。服刑期间,他不断地写着自己的材料,不断地重复着一个相同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与生效认定的事实迥然不同。[插图]

  2007年夏,张旭检察官奔赴服刑人员短期的沙漠引水工程工地现场,在沙漠腹地与张高平进行了一次长谈,当时张旭检察官是本着“稳定情绪”的想法去与张高平见面的,但随着了解的深入他发现,这起2003年5月发生于浙江杭州的叔侄俩“案”疑点重重。当时石河子市检察院调取、查阅了张氏叔侄案件的相关材料,发现了案件中事实的认定中存在几个疑点:“首先,与张高平叔侄同时关押在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所的关键证人袁成才,不能直接证明张高平叔侄作案;其次,警方在死者的8个指甲内,检出了一名陌生男性的DNA,却不是张高平叔侄的;再次,据张高平供述,女孩下车后他们驾驶的货车就出了杭州,进出都有收费站记录,但机关并未调取。”[插图]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条的:“和执行机关在刑罚执行中,如果认为判决有错误或者罪犯提出,应当转请检察院或者原判处理”。张旭检察官帮助将信转给了浙江省高级和省检察院。

  2008年,为促进服刑人员的积极,为其提供一定数量的法制类,其中包括《与法制》。张高平一方面不断进行,另一方面也关注一些刑事案件,学习法律知识,当年《与法制》第13期的一篇文章——《被疑“灭门”终判无罪》引起了张高平的注意,该文章主要内容是还原了河南鹤壁浚县2002年5月发生的一起灭门案以及被告人马廷新洗冤的全过程。

  文章中提到马廷新案件中一个名叫“袁成才”的证人,这个似曾相识的名字进入了张高平、张辉的视野,也勾起了二人几年前的回忆。该文中提到,马廷新在法庭上表示受到了警方的,并在“长”袁成才的下,才作了有罪供述,而且是“在袁成才的‘提示’下,经过数次修改,终于写了一份达到警方满意的自首材料。然后,袁成才让马廷新背熟,并且抄了一遍”,随后,袁成才摇身一变,成为马廷新案中指证马廷新实施犯为的重要证人。这与张辉的“”经历十分相似,张辉向侦查人员作了“”供述后,被关到杭州市拱墅区所,由于口供有反复,同的就他抄写“”材料,一审的中也有该同的指证张辉实施行为的证人证言,而这个证人并未出庭。直到拿到时,张辉才知道那个他抄写材料并出具证明他实施犯为证言的人,叫“袁成才”。

  张高平叔侄案的一审明确记载了张辉的同室袁成才的书面证言,“张辉在所关押期间神态自若,并告知其曾从老家搭一女子到杭州,在留泗上,他不是故意被害人而是因为该女子的呼救,他卡颈时不小心将女子掐死的情况。”并且这一证人证言被采信,成为两被告人有罪供述之外,案件一审26份材料中唯一一份直指张辉的材料。

  这样的巧合概率能有多少呢,两个“袁成才”有没有可能是同一人?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话,既然他在马廷新案中证,是否在张氏叔侄案中也有证的可能?

  此事也引起了张旭检察官的注意,他历时一年,调查两个案件中的关键证人“袁成才”是否为同一人?张旭检察官通过当地系统查获其登记信息,并获得其头像,调查显示,在全国登记人口中,符合“浙江省杭州籍”、“男性”、“有犯罪记录”的“袁成才”仅有一人,进而写信给浙江省和杭州市检察院,获得袁成才的和减刑裁定书,杭州市中级2004年8月25日作出的一份刑事裁定书表明,因贩秽物品被6年的罪犯袁成才,曾多次调派“外地”协助机关“工作”,完成任务成绩显著,准予减刑10个月。[插图]

  为了进一步确定两个“袁成才”是否系同一人,张旭检察官把多个人物混在一起的大头照寄往河南浚县检察院,请求他们根据新疆石河子市检察院发出的协查函找到马廷新进行辨认,结果马廷新从一堆大头照中,一眼就认出了袁成才的照片。多方调查,两个“袁成才”正是同一个人,是一名跨省调动的“神秘证人”,至此这一跨省导致两起冤案的“狱侦耳目”逐渐浮出水面。[插图]

  在中,张高平针对自己案件的若干疑点,不断进行,外他的哥哥,也就是张辉的父亲张高安十年间马不停蹄的奔波于安徽、浙江、各地,不断、,寻找律师,不放弃任何可以翻案的机会,历经波折。

  直到2010年11月张高安在驻监检察官张旭的下,辗转找到了律师朱瑞泽——正是马廷新翻案的人,面对已几近一无所有的张高安,朱瑞泽律师决定免费为其。为了实现浙江叔侄案的翻案,朱瑞泽不得不再次“研究”袁成才。当年,马廷新案中唯一由被告人亲笔书写的“自首书”,被马廷新后来在法庭上反复强调是袁成才写好让他抄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朱瑞泽字斟句酌,发现自首书的语言规律与马廷新的语言规律不符——马廷新根本就分不清“的”“地”“得”的用法,而“自首书”中却能运用自如,准确无误;马廷新的日记里错别字连篇,而“自首书”文字规范,无一错误。二审时,朱瑞泽律师将这一提交法庭,引起重视。这起惊动部、派出国内测谎权威、邀请一流痕迹专家参与侦破的案件,在30余个疑点面前,最终以被告人无罪告终。[插图]

  2011年11月,上海《东方早报》记者和朱瑞泽律师的助手来新疆找张旭检察官了解案件相关情况,又到分别会见了张高平、张辉叔侄二人,查阅了相关案卷材料,并于11月21日在早报刊发《跨省的神秘囚犯》和《一桩没有和人证的案》两篇报道。首次详尽披露了狱侦耳目“袁成才”的线”案即浙江张氏叔侄案在侦查、审查、审理判决过程中的多重重大疑点,文章一经刊发便引起了的广泛关注。

  “司法实践中,的特情线人是以来侦破案件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对于一些狡猾的罪犯或有较强反侦查意识的犯罪嫌疑人,其可以作为有效的侦查补充手段。事实上,线人一般有“普通线人”和“污点线人”两种,前一种线人是由普通来担任,有的甚至成为职业线人;后一种线人往往是由有前科的人来担任。”[插图]本案中,袁成才便是以罪犯身份成为线人。

  狱侦耳目是所内警方的特情人员,该人员一般为余刑一年以上的罪犯。1987年最高法、最高检、部的联合通知:个别余刑在一年以上的罪犯,因侦破重大疑难案件需要,或者极个别轻微又确有犯、重大案犯需要,暂时留作耳目的,可以留所服刑。成为狱侦耳目后,狱侦耳目的身份需由所上级、检察部门审批,并对狱侦耳目建立专门档案管理。所内的狱侦耳目,一般分两类:一类是了解人犯动态,主要用于防止各类事故的发生,监所安全,名为“控制耳目”;一类是配合,主要用于突破重大案件或疑难案件,名为“专案耳目”。1991年《部、财政部关于印发〈业务费开支范围和管理办法的〉的通知》第5条第1款中就明确有特情耳目费,包括:特情、耳目(含狱侦耳目)为我进行工作时所需的交际、职业掩护、交通、励和活动费。

  “狱侦耳目”这一制度在所里被广泛用于深挖余罪和获取,立功者可获减刑。部《刑事特情工作细则》,特情人员应当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特情应当具有发现和接近犯罪的条件;二是特情应当具有一定的活动能力;三是特情应当愿意为侦查机关工作,或具有为侦查机关控制使用的条件。浙江省厅、检察院与2006年制定的《会议纪要》针对特情的要求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一是狱侦特情自身刑期应在10年以下,少数尖子特情的刑期可以在10年以上,最长不得超过15年;二是服法;三是有立功赎罪愿望,愿意为、检察机关工作;四是有一定文化素质和阅历;五是有较好的心理素质和口头表达能力;六是知晓或初通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

  “根据任务的不同,对特情耳目的使用方法一般分为两种:一种主要用于稳定嫌疑人口供,又称防守法,就是利用特情耳目嫌疑人在内的日常活动,通过与其聊天、谈心等方法随时掌握嫌疑人的心理状态,并通过一定的思想工作使嫌疑人放弃翻供的念头。这种方法比较简单,一般的特情即可完成。另一种主要用于突破嫌疑人口供,又称进攻法,即通过特情耳目的贴靠,促使嫌疑人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以达到侦破全案的目的。具体工作方法有如下几种:(1)教育引谈法。耳目与嫌疑人同处一个,相互容易形成同病相怜的感觉。因此,耳目通过对嫌疑人做思想工作,引导其正确认识自己的、坦白交代问题,往往会起比较大的作用。(2)权威促谈法。主要依靠和利用耳目在内的,促使嫌疑人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3)亲情感谈法。耳目适当给予一些生活上的照顾,犯罪嫌疑人自然就会产生感激之情,耳目就可以利用犯罪嫌疑人的这种心理,通过思想工作,促使其交代自己的问题。”[插图]

  2011年11月21日,张高平叔侄案经后的第二天,杭州市局随即将被害人王婷婷8个指甲末端擦拭滤纸上分离出来的一名男性DNA分型与警方的数据库比对,发现了令人的结果:该DNA分型与2005年已被执行的罪犯勾海风高度吻合,DNA分型七个位点存在吻合。杭州市局对这一比对结果仍不确信,又立即将此结果送部鉴定中心再次进行鉴定,2011年12月6日,该中心出具《鉴定查询比对报告》证明,经查询比对,从王某指甲中提取的DNA检出的混合STR分型中包含勾海风的STR分型,“上述鉴定意见具有科学依据,符合客观性要求”。[插图]

  至此,已无限接近,勾海风极可能是王某的凶手。勾海风是何许人也呢?2005年1月9日晚22时许,拱墅上塘接到报案:女孩吴静静,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学生,其于1月8日晚在回家途中与家人失去联系。次日,杭州多家新闻对该起女大学生事件进行大量报道,引起的极大关注,甚至引起恐慌,杭州市局成立专案组紧锣密鼓地对该案迅速展开侦查,最后专案组确定勾海风有重大作案嫌疑。勾海风是汪清县人,2002年12月4日始在杭州从事出租汽车司机工作。1月16日,专案组抓获勾海风,并在其身上搜出吴静静的爱国者优盘,经讯问,勾海风交代了1月8日晚因与吴静静就车费问题发生争吵在出租车后座掐死吴静静并劫走财物的犯罪事实。1月16日晚,专案组根据勾海风的交代,在下沙区5公延伸段窨井内找到吴静静的尸体和衣物,同时在勾海风的弟弟住处查获吴静静的康柏笔记本、爱国者MP3、三星手机等赃物。随后勾海风被判处,4月27日(案发后三个月)被执行,当时甚至被称为“杭州速度”。

  2011年11月张氏叔侄案经后,引起了浙江部门的高度重视。浙江省委委成立了评查组,复查工作隐秘而有序地进行,评查组前往新疆库尔勒和石河子,分别了张辉、张高平,又去了河南鹤壁中级,找到马廷新翻案的主审了解马廷新案情及其导致错案的重要证人袁成才的相关情况,还去了张氏叔侄的安徽老家进行相关情况调查,通过歙县司法部门联系张高平的哥哥张高安,向张高平的一、二审律师王升了解过相关方面的信息。

  根据张高安的,2012年2月27日,浙江省高级决定对该案立案复查,并另行组成合议庭调阅案卷、查看讯问时的录音,认真调查核实有关。为进一步查清案情,同年7月,复查合议庭人员专程前往该案被害人安徽老家进行调查,8月前往新疆库尔勒、石河子分别了张辉、张高平。同时,浙江省检察院经审查该案,认为案件事实不清,不足,并形成了“张辉、张高平案件的审查意见”,2012年10月19日,检察长程荣天将该审查意见批转给了省高级院长钱程,引起了钱程的高度重视。

  2013年1月,张辉、张高平从新疆被换押回杭州,1月29日,张高安被允许去会见张高平、张辉。当天,张高安携弟弟、侄子、外甥,一家四人赶往,家人见面后哭成一团。

  2月6日,经浙江省高级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张高安的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42条、第243条第1款之,有新的证明原判决确有错误,决定进行再审。2月9日,除夕,张高安收到了浙江高院再审决定书。

  3月20日,浙江省高级在全国犯规模最大的——浙江省乔司,将一间教室布置成临时法庭,对张辉、张高平一案依法进行了不公开开庭审理(因本案涉及个人隐私)。浙江省检察院检察员出庭,张辉、张高平及其委托的律师和法律援助律师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庭审中,合议庭依法组织检、辩双方进行了举证、质证,经过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两个阶段。

  再审庭审中,张辉、张高平及其人提出,再审阶段的新相关DNA鉴定反映,排除张辉和张高平作案,不能排除有人被害人王婷婷。张辉、张高平在被刑事后长时间被……两人的有罪供述包括指认现场的系侦查机关采讯等非法方法收集,机关对其收集的性至今未提供充分的予以证明,应依法予以排除。侦查机关还违法使用同监犯袁成才采用、等方法参与案件侦查,协助机关获取张辉的有罪供述,同时又以该同监犯的证言作为,直接了本起冤案……原判认定张辉、张高平犯罪,没有能够,要求依法改判张辉、张高平无罪。

  出庭检察员指出,本案没有证明张辉、张高平的客观性直接,间接极不完整,缺乏对主要案件事实的同一证明力,没有形成有效的链;重要的技术鉴定不能排除勾海风作案的可能。机关在侦查本案时,侦查程序不,相关侦查行为的一些方面确实存在不规范或个别侦查人员的行为存在不文明的情况,不能排除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有以非法方法获取的一些情形。本案定案的主要两原审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应宣告两原审被告人无罪。

  在再审法庭上,张高平讲述了另一段插曲:2005年,勾海风被抓时,身在的张高平碰巧看到了电视报道,他当时便怀疑王婷婷是勾海风所杀,他是根据两案的相似情节得出了自己的推断:勾海风的作案手法与王婷婷被害案作案手法十分类似,勾海风出租车司机的身份与王婷婷被害当晚需乘出租车到亲友指定的会面地点的情况也完全吻合。他随即向机关报告了自己的怀疑,并要求将勾海风的DNA与王婷婷指甲内的混合DNA进行比对,但在当时张高平的这一推断显然没有得到重视,被认为是“中了也没这么巧的事”,但如今,DNA比对结果让所有人瞠目结舌:“”居然真的对上了。

  再审判决认定,原判认定原审被告人张辉、张高平犯罪,现已查证不实。一是有新的即部鉴定中心的《鉴定查询比对报告》证明,经查询比对,王婷婷8个指甲末端擦拭滤纸上的DNA检出的混合STR分型中包含勾海风的STR分型,综合本案现有的相关事实不能排除系勾海风被害人王婷婷的可能,检、辩双方对此所提的意见予以采纳。二是原判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即原审被告人张辉、张高平的有罪供述、指认现场等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因为经再审庭审查明,机关张辉、张高平的、及相关证明,侦查人员在过程中存在对犯罪嫌疑人不在的场所关押、的情形;机关提供的张辉首次有罪供述的不完整;张辉、张高平指认现场的镜头切换频繁,指认现场的人未起到作用;从同监犯获取及印证原审被告人有罪供述等侦查程序和行为不规范、不;本案不能排除机关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的情形。

  在再审的最后阶段,浙江省检察院表示“虽然迟到了,但不会缺席。就在眼前,历史不会重演”。[插图]而张高平说,自己多年来,一直不、不放弃,因为相信法律。

  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依法对该案公开宣判,认为原一、二审判决认定原审被告人张辉、张高平并致被害人王婷婷死亡的经查证不实,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纠正。依照《刑事诉讼法》第245条、第50条、第54条、第58条、第225条第1款第3项之,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

  完,浙江省高院一名副院长代表浙江省高院向张辉、张高平表达了歉意,并向二人发放了每人5000元的慰问金。

  在宣判过程中,张高平的情绪一直比较好,宣判结束后他还与的工作人员有交流,而张辉却没有表现出任何高兴的样子,他一直沉默,没有任何语言。

  终于,一身新衣的张辉、张高平手持无罪和证明走出浙江省乔司。

  2013年3月28日晚,浙江省厅针对张辉、张高平错案在微博上作出,向当事人及家属致歉,并表示要调查在案件中的相关执法问题。浙江省厅微博“浙江”发布消息称:“这起错案的发生,机关的侦查工作作为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一个环节,是有责任的,我们深感,对当事人及家属深表歉意。浙江省厅已要求杭州市局配合有关部门,认真做好相关执法问题的调查,做到有错必纠,有责必查,绝不、绝不袒护。”

  10年,张辉从27岁到37岁,张高平从38岁到48岁,冤案终于得以。但10年的光阴如何补偿,相关部门是否应该追责?一切并没有因为司法部门的道歉以及叔侄二人的而结束。

  2013年4月,浙江省委委成立由省市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张辉、张高平错案原办理过程中公、检、法各部门办案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调查,并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公开报道显示,该案后,浙江省委委、厅、检察院、等相关部门多次对外,将在全面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严格落实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绝不护短”。4月13日至16日,《浙江日报》连续4天在头版刊发了上述4部门相关负责人的“答记者问”。答问中,3部门负责人在承认各自部门对错案形成的相应环节负有责任之外,也都表示,各自部门为该案的复查和重审做出了积极努力。

  在张辉、张高平走出的第二天,浙江省高级新闻发言人就此案再次开庭审理的有关情况答记者问表示:“将按照法律的程序,尽快做好国家赔偿等善后工作,尽可能让张辉、张高平能够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

  2013年5月2日,张辉、张高平分别以再审改判无罪为由向浙江省高级申请国家赔偿,两人共申请国家赔偿金266万元。其中,人身赔偿金120万元,损害抚慰金120万元,律师费10万元,低价转让的解放牌大卡车赔偿15万元,的两部三星牌手机赔偿1万元。浙江省高级同日立案。案件审查期间,张辉、张高平分别要求增加人身赔偿金5万元、损害抚慰金5万元,并增加3万元的医疗费赔偿请求。

  浙江省高级听取了张辉、张高平的意见,依法进行审查后认为,张辉、张高平自2003年5月23日被刑事,至2013年3月26日经再审改判无罪,共被人身3596日。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3条“人身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之,决定分别支付张辉、张高平人身权赔偿金65.57306万元,同时,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的,综合考虑张辉、张高平被错误量刑、刑罚执行和工作生活受到的影响等具体情况,决定分别支付损害抚慰金45万元。至于赔偿请求人张辉、张高平提出的律师费、医疗费、车辆转卖差价损失等赔偿请求,依法均不属于浙江省高级国家赔偿范围,浙江省高级对张辉、张高平再审改判无罪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分别支付张辉、张高平国家赔偿金110.57306万元,共计221.14612万元。

  浙江叔侄冤案至此基本落下帷幕,在案件本身没有真凶再现的情况下,通过非法的排除得到了纠正,相较以往错案的纠正是一大进步。

  这一错案从发生到纠正经历了十年,而这十年间我国的法律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法律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刑事诉讼法》自2013年1月1日实施,刑事诉讼中的保障、非法排除等价值和制度正日益为我国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所接受。错案纠正后,浙江省委委组织机关深刻剖析错案发生的原因,针对存在的问题,制定了30余个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制度机制,并组成调查组对当年办理错案的人员进行了调查和追责。

  张氏叔侄案的纠错,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个案本身,直接促进全国机关执法的更新和冤案纠错机制的形成,在冤案纠错实践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原文标题:系列八:叔侄冤案失范 网址:http://www.northeasterncps.com/kejixinwen/2020/0325/100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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